2024年4月1日，武汉某小学46名学生家长联名向学校请愿，要求患有多动症、几乎欺负过班上每名同学的7岁男孩转学。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关注与讨论。
就在此事发生的几天之前，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荐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的通知》，要求申报实验区的地区，对落实特殊教育普惠发展“有强烈的推进意愿”，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经验。
其中一项实验任务就包括“扩大特殊教育服务对象”，要求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对孤独症儿童、多重残疾儿童、学习障碍儿童等特殊需要儿童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及试点工作，建立健全评估认定、课程教学、个别化训练和家校社协同共育等培养机制。
这不是第一次设立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早在10年前，教育部就在全国遴选部分地区，开展特殊教育改革实验。最终，天津市北辰区等37个市（州）、县（区）入选。
在华东师范大学融合教育研究院院长邓猛看来，每个孩子的受教育权利都是平等的。这些年中国特殊教育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也不断提高，但发展仍然相对滞后。“残障人士等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是最弱势的群体之一，他们的生活状态直接体现社会的文明程度。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国家，相信会更重视特殊教育。”
当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7部门制定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该计划提出尽可能在普通学校安排残疾学生随班就读；为确实不能到校就读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提供送教上门或远程教育等服务；探索教育与康复相结合的特殊教育模式等举措。不久后，教育部决定遴选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针对上述计划确定的特殊教育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随班就读、送教上门、医教结合等实验。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彼时设立实验区，各地区可以根据实际，选择一项或多项实验内容。2017年7月，教育部等7部门又印发《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提出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送教上门和远程教育为补充，全面推进融合教育的总体要求。4年后，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制定《“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指出特殊教育“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仍是教育领域的薄弱环节”，提出到2025年初步建立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的目标。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特殊教育学院院长、孤独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拉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指出，在此时决定设立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有落实《“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的背景。他发现，与10年前设立实验区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各地不再单独选择实验项目，而是通过拓展特殊教育学段服务、扩大特殊教育服务对象、强化特殊教育质量建设、加强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四个实验任务，“提炼推广各地区特殊教育改革发展的模式，从整体上推进特殊教育改革，全面呈现改革发展的动向”。2023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345所，比上年增加31所。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在校生91.2万人，其中，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在校生34.12万人，占比37.42%；在其他学校就读在校生57.08万人，占比62.58%。李拉说，虽然特殊教育学校的数量在增长，但其在校生比重显著下降，“中国特殊教育发生的一个很大变化是，以融合教育为主导，推进特殊教育的整体改革。”邓猛向南方周末记者进一步解释，特殊教育学校与社会相对隔离，但在普通学校特殊儿童和其他孩子一起学习生活，提供了社会化的融合环境，对特殊儿童的成长发展更有益处。李拉介绍说，早年间学生对是否成为特教教师还在犹豫，但现在已经出现了“特三代”，“一家三代都做特教老师，都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随着职业认同度的提高和用人市场的紧俏，招生也日益火爆。一个细节是，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允许符合条件的学生转入其它专业。2024年特殊教育专业预留了20个转入名额，但全校有近100人报名，“是所有专业中比例最高的，而且连续几年都是如此”。以送教上门为例。2017年颁发的《残疾人教育条例》明确，适龄残疾儿童、少年需要专人护理，不能到学校就读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通过提供送教上门或者远程教育等方式实施义务教育，并纳入学籍管理。在邓猛看来，学校是学生最应该去的地方，需要送教上门的学生是极少数。根据他的经验，很多孩子本来能上学，一旦送教上门的学生比例超过5%，“说明学校和地方政府在推卸责任”。但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送教上门学生17万人，占特殊教育在校生21.50%。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民进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规范残障儿童送教上门工作的提案》。调研发现，对于哪些残障儿童适合送教上门缺乏专业机构参与的评估机制，导致适龄残障儿童送教上门门槛界定不清，送教比例偏高，有的地方占比约40%。同时，有的地方送教上门频次为一月一次，有的由非专业教师送教，停留在浅层次教育；有的地方为实现控辍保学目标，对个别完全无学习能力的重度残障儿童送教上门，流于形式。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张伟锋，从事特殊教育工作近20年。他指出，在融合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学校、送教上门这三种教育形式中，“送教上门应仅仅是补充形式。如果它成为教育安置的主要形式，就严重违背了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此次设立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教育部特别提出“完善送教上门质量管理规范与机制”的实验任务。李拉说，很多地方没有针对送教上门的规范，“送教变成了送温暖”，在送教的频率和专业性上都没有保证。哪些孩子需要送教上门？谁来送教？如何保证送教的质量？成长的目标和预期是什么，怎么评价？这些问题都需要用制度去解决。重点探索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部）建设，建立孤独症儿童助教陪读制度是此次实验区的改革任务之一。2023年，教育部还新增孤独症儿童教育本科专业，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开设该专业的院校。李拉认为，这与孤独症的发生率和诊断率越来越高有关，孤独症儿童教育仍是全球性难题，传统的特殊教育、普通学校老师面对孤独症儿童的社交障碍和刻板行为可能会手足无措。他举例说，孤独症儿童存在自控力差、攻击性和无法抑制的扰乱课堂行为，需要有专业经验的参与助教陪读。但在现实中，“很多是自发性的，由家长或者家长聘请康复机构的人员陪读”。邓猛在调研中也注意到，不少孤独症儿童由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陪同就读。在他看来，把孩子送到学校后，学校无力或不愿解决孤独症儿童的教育问题，让家长跑到学校陪读以此减轻老师负担，“这个逻辑是错误的”。但他也表示，学校存在人力和资源缺乏的客观原因。李拉说，在成立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后，有从制度构建的角度进一步规范的可能，将陪读助教成为学校或政府行为，提升助教陪读人员的专业能力，让助教陪读逐渐走向规范化。针对重点探索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部）建设，业内有不同看法。有特殊教育学者表示，孤独症儿童存在社交沟通障碍，出于社会性发展的角度考虑，应该尽可能进入普通学校，放在融合教育的环境中。但目前融合教育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较理想水平，“把孤独症儿童送入普通学校，家长内心很纠结，普校老师和校长很痛苦，搞特殊教育的人看了也很揪心”。在这位受访者看来，面对孤独症给特殊教育发展带来的挑战，“采取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的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由此反映出的问题是，普通学校有特殊教育背景、能响应融合教育学生需求的专业老师严重不足。“认为特殊教育主要是特殊教育学校的事，是一种错觉。”邓猛说，特殊教育的对象不光是智力障碍、听力和视力残疾、肢体残疾的孩子，普通学校中学习困难、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情绪行为问题的儿童数量，远远超过特殊学校的残疾学生数量，“但一直没认识到他们也是特殊教育的对象”。李拉也认同这一观点。普通学校里的各类特殊儿童越来越多，所有老师在职业生涯中，或早或晚、或多或少都会面临特殊教育需要。“融合教育的基本素养，应该成为教师素养的组成部分，非特殊教育专业的师范生也应该了解特殊教育”。为应对这一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在2022年成立了融合教育研究院。邓猛承担了教育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委员会共同委托的“教师融合教育专业能力提升”课题。建立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成立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只迈出了第一步。李拉认为，这些年，大家对特殊教育对象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特殊儿童也有发展的可能性，特殊教育的使命是给他们提供成长的空间，把学生培养为有用之才。对特殊教育来说，“不能只看到缺陷，而要关注学生的潜能和长处”。他坦言，高质量的特殊教育体系也同样包括支持服务的高质量，“很多问题只靠教育解决不了，需要政府统筹卫生、财政、民政等多个部门，合作解决特殊教育存在的问题”。除了政府主导的这一力量，用张伟锋的话说，社会各层面也需要达成共识，调动社会资本、慈善公益等多种力量参与特殊教育事业。张伟锋说，有人认为上海等大城市的特殊教育走在全国前列，是因为当地经济水平高、资源多，其他地方学不了。但在他看来，只要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当地有一支专业队伍静下心来研究，花上几年时间也会走出有当地特色的高水平特殊教育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