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白一点说，她并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疯子”。
她去长沙，是因为“受不了父亲唠叨”，想来这里找一份工作，可惜始终找不到。
判定精神残疾的标准是精神障碍持续一年以上未痊愈，包括精神分裂、自闭症、应激性心理障碍等。
根据中国残联的统计，全国有827万精神残疾人士，除了重度（精神残疾一级）属于完全不能自理，需要长期、全面的监护之外，其他精神残疾人士，都有不同程度的表达、学习、劳动能力。
小辉是二级，在残联标准里属于中度，有一定学习能力，能表达自己的基本需求，监护下能从事简单的劳动。
但外人看来，一个精神残疾人士，程度是二级还是一级没有什么区别。“精神病”三个字足以涵盖一切，沾上它，就意味着什么也干不了，什么都不明白，最关键的一点是，充满了不可控的危险性。
在大众的认知中，这些病人充满了不确定的危险，无法完全自控，被刺激、发脾气的原因都很难掌握。
如果街坊邻居里有一个被称为“傻子”“疯子”的人，小孩一定会被家长叮嘱，不要去他们家，离那个人远一点。
排斥他们的理由看起来很合理：万一他突然“发疯”伤到我、伤到我的孩子怎么办？
精神残疾人士身上不可控的那一部分，在口口相传中被无限放大，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精神残疾人士都是完全不可控，只能永远处于被监护的状态下。
深圳2018年发生过一件事，当地为17户精神残疾家庭提供保障性住房，结果选房名单一出来，小区里原本的住户集体抗议，不接受让这些“精神病人”成为自己的邻居。
居民们在抗议横幅上写道：
“保障他们的住房权，谁来保障孩子的生命安全？”
“罔顾潜在危险，危及家园校园。”
17位精神残疾家庭的家长努力解释，他们的孩子没有“外显攻击行为”，也没有“暴力犯罪倾向”，却没有居民肯相信。
深圳残联的工作人员当时对媒体说，参与选房的精神残疾人士没有伤害性，可是业主就是觉得精神残疾等于他们以为的那个危险的“精神病”，这种认知误差普遍存在。
当全网都在为小辉在直播间遭遇的一切表达同情、愤怒的时候，同样的忽视、歧视，恐惧与抗拒，在直播间之外的现实世界里，一直在发生。
健全人的权益和精神残疾人士的权益仿佛一直是天然对立的，要保全其中一个，就必须牺牲另外一个。
而被牺牲的往往是后者。
旁人都恨不得离他们越远越好，“管好他们”的责任，只落在家人头上。
这也是小辉事件里那么多人会把矛头指向家长的原因，让她在家好好待着是一直以来外人想象中最好的做法。
一方面保护了她不被坏人欺负，另一方面，她不出来，就不会让外面那些健全人感到“害怕”。
